现代管理学侧重制度和效率，但往往无法突破人性弱点的天花板。

中国历史上有不少个人修身成圣的实践，也有朝代更替、王朝兴亡的反复。两千多年的国家治理实践提供了丰富的人性样本，因为中国是四大文明中唯一文明不曾中断的，朝代虽然更替，但“大一统”的国家架构和文化道统一直延续至今。

因此，研究中国企业或组织的生命规律，最终离不开对中国国家组织和文化传统的考察。

带着这些认识，讲座进入第三讲的主题。

首先，李书玲老师探讨了第一个问题：“中国的国家组织管理能否完全借鉴西方现代国家的方式？” 

结论是否定的。原因在于中西两种文明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基因截然不同，导致各自组织运作的逻辑也不同，无法简单套用。

李书玲老师从东西方文明的起源谈起，梳理了中西文化关于“人”和“组织”的不同理念：

与西方不同，中华文明自古以来以道德和人伦秩序为核心关怀，并形成了独特的组织哲学：个人修身与社会理想相互嵌套。

这两条路没有优劣之分，但路径迥异。

中国要寻找适合自己的组织发展之路，必须尊重自己的文化传统，不能指望靠照抄他人的经验万事大吉。

接下来，李书玲老师讨论了“今天的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发生了哪些改变，当下面临哪些问题和挑战”。

新中国在继承历史的同时，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新环境，人性的考验依然存在甚至变得更复杂。

综合来看，当代中国组织所面临的核心课题是：如何保持长期活力，避免重蹈历史兴亡周期。

具体体现为：

• 如何让执政党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，不变质、不脱离群众；

• 如何让快速发展的经济不吞噬社会公平与道德基础；

• 如何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浪潮中坚守文化主体性，增强人民的精神凝聚；

• 以及如何持续培养足够的德才兼备之人来接续事业（毕竟组织兴衰最终还是人的问题）。

李书玲老师特别提到一个中国传统观念：历史上政权更替往往被称为“亡国”而非“亡天下”。

如今虽然国家政权稳定了，但我们仍不能掉以轻心“亡天下”之忧——如果社会整体道德崩溃、人心涣散，那就是比政权更替更严重的失败。

因此，当代中国在物质建设的同时，更需要注重文化道统和道德理想的延续。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我们提倡“文化自信”的原因：只有文化和精神生命力旺盛，组织（国家）才能真正拥有长久的生命力。

最后，李书玲老师讨论了第三个问题：“当前而言，知识分子的使命是什么？” 也就是面对上述挑战，我们这一代有思想有担当的人应该做些什么，才能续文明之命脉、开未来之新路。

这里引用了一句古语：“为往圣继绝学”，意指继承前代圣贤未竟的学问与事业。

书玲老师从以下几个方面，探讨了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：

历代圣贤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，如儒家的修身治国理念、道家的天人合一智慧等等。

这些“往圣之学”有些在近代中断或被忽视了，需要我们重新发掘光大。知识分子应当自觉担负起延续中华优秀文化基因的责任，把前人未完成的思想探索继续下去。

比如，孔孟之道强调道德理想，但如何在现代社会落实？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探讨心性修炼，但有没有更有效的方法？这些都值得今天的学者去研究和实践。

传承不是复古守旧，而是取其精华、与时俱进，让传统智慧成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精神资源。

李书玲老师反复强调，纸上谈兵的理论不足以促成真实改变，必须有切实可行的实践工夫。也就是说，需要找到让现代人也能“修身成圣”的方法论。

• 科学精神与“实修内证”：

  知识分子应当具备科学理性，又不拘泥于纯客观的外在研究，还要勇于进行主观世界的探索。

• 培养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担当：

  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是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，所谓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  

李书玲老师引用了毛主席的观点，指出只有站在“天下为公”的位置，胸怀全体人民，才能真正避免组织的私弊。

现代知识分子应当发扬这种胸怀，培养对国家、社会长远命运的责任感。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引领者，更要以身作则，倡导并践行这种担当精神。

唯有每个人都乐意承担一份公共责任，我们的组织才有源源不断的更新动力。

中华文明自古有“天下大同”的社会理想和“人间太平”的追求，这也是组织生命逻辑的终极关怀所在。

虽然无论是儒家的大同世界，还是近代追求的共产主义社会，都不可能一蹴而就，但正如书玲老师所言：

“这不是跳过去的，而是一步步走过去的，必然要经历漫长历史进程。”

知识分子应该有长远眼光和历史耐心，既不急躁冒进，也不放弃追求，通过脚踏实地的努力让社会朝着理想状态逐步演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