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江基金会 | 自主健康工程 | 长江文化

关于我们

初夏时节，长江文化讲习堂第八个系列【文明基因与制度形态的比较探讨】第三讲（也是最后一讲）如期展开。

前两讲中，伍岳老师带领我们梳理了文明早期的制度实践，以及不同文明系统下国家观念形成的内在逻辑。

到了第三讲，她将视线拉回到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探索——在晚清变局、民初实验、五四转向与革命道路中，不断追问：中国究竟是怎样一路摸索着走到今天的？

作为这一系列的最后一讲，伍岳老师把前两讲提出的问题继续往深处推进：

这一讲的一个重要线索，是重新审视中国传统皇权体制。

伍岳老师指出，这套体制一方面高度集中、人格化，另一方面始终保留着“有道伐无道”的正当性传统——权力并不天然正当，必须承载公义、体现天理，才能获得承认。

由此回看明末清初黄宗羲、顾炎武等人的反思，就会更清楚：他们关心的不是简单以“民权”限制“君权”，而是如何让天下公义重新有人承担，让制度重新具备纠偏能力。

到了晚清，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成为最早的系统性回应。伍岳老师提醒，这背后不仅是“保守”，更是一种现实焦虑：既要学习西方，又不愿走向“强者为乱首，弱者为人奴”的道路。

严复进一步追问：如果“体”没有想清楚，仅不断移植“用”，能否真正生长出属于自己的现代制度与知识体系？

围绕近代中国反复出现的“民主”“科学”“政党”等概念，伍岳老师也做了很有启发的梳理。

她指出，中国知识分子对“民主”的理解，往往带有更强的伦理解放、平民政治与整体整合色彩，不完全等同于西方代议政治；对“科学”的理解，也常超出方法论，被赋予了近乎信仰性的地位。

五四带来了巨大思想解放，也留下一个更深的问题：

今天的我们，是否已有能力超越一百年前对“民主”“科学”的理解，用现代的方法真正激活传统，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需要打碎的对象？

当课堂进入民初政党政治、议会制度与革命道路的讨论，另一条主线逐渐清晰：

为什么西方式的议会政党制度在中国没有走通？

伍岳老师指出，这不仅是制度移植的问题，更与当时旧秩序崩解、新国家未立的现实有关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中国最终走向了“以党建国、以党治国”的路径——皇权体制退出后，需要有新的政治主体来承担那份最终责任。

沿着这条线索再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扎根，这一讲也给出了很值得思考的视角：

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迅速吸引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，不仅因为它来自西方，更因为它提供了一种“科学化”的整体解释和关于未来的确定方向。

而它能够真正落地，并不只是“输入”了一个新理论，而是因为它所强调的“公”“平”、先锋者承担责任、牺牲与担当等内容，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“天下为公”“明道救世”“士以天下为己任”的精神之间有深层契合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中国革命既意味着断裂，也意味着一种转化后的延续。

最后，伍岳老师将讨论落回当下。

无论是近现代中国的政党形成，还是今天的民主代表机制，背后始终有一个没有离开的关切：

制度固然重要，但制度背后终究靠人支撑。真正关键的，是把那些敢担责任、能通上下、真正了解现实世界的人，选出来、聚起来、用起来。

❖

至此，长江文化讲习堂【文明基因与制度形态的比较探讨】这个系列，在“文明—国家—寻路”的递进中完成了完整展开。

从制度形态的比较，到国家观念的分野，再到现代道路的探索，课堂留下的也许不是一个现成答案，而是从生命的底层逻辑出发，回归历史，回到问题本身，重新梳理中国的来路，并探讨中国未来的走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