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讲的主题是“缘起，从企业组织到国家组织”，这是一个极具深度和广度的议题。

开篇伊始，书玲老师便抛出了三个引人深思的问题：

1、为什么探讨组织的生命逻辑？

2、影响组织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核心因素是什么？

3、为什么探讨国家组织的生命逻辑？

2016年，带着一路走来的困惑，书玲老师开启了实修之旅，希望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甚或是不同的维度去寻找答案。寻找规律的意义并非是为了得到一个确定的结论，而是为了更好地掌握变化的原理。她的这段经历令人钦佩，也让我们对她的研究充满了期待。

在组织发展的核心命题中，“人”是关键。组织应该回归到人的原点，将人置于组织服务流程的核心位置，而不是让人为组织所束缚。然而，现代管理学理论在回答“企业家封顶”这一问题时却显得有些力不从心。这主要是因为现代管理学的效率指向侧重于工具，以显性为主导，而且其由外往内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。

人与人的组合，表面上看是基于岗位责权的专业分工与协同，但更重要的是人性状态的组合。组织生命逻辑的决定因素在于人性。组织需要回归到人的原点，而人也需要回归到生命的原点。

一个人真正意义上的进步往往是逆人性的，这种进步只能在自己有“向内求的意识”的前提下，通过由内而外的努力去认识和超越。外力只能起到辅助作用，只有在里应外合的基础上，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，否则只会引发本能的抗拒或回避。

那么现代管理学缺失的企业家封顶的个人解，和企业作为一个生命体如何超越周期的组织解，到哪里去找呢？

也许我们可以把企业组织放大到国家组织，到国家组织的经验里去寻找答案。

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断代的文明，虽然朝代在更迭，但大一统的社会结构一直在延续。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，历朝历代的历史实践既提供了难得的组织探索样本，也提供了丰富的个人成长样本。为什么我们的国家延续了两千多年，依然有强劲的生命力？究竟哪些是不变的规律？因为越是符合生命规律的，越是有长久的活力。

一般组织的管理和复杂性其实是国家组织的降维，所以作为中国大一统社会下的中国企业，一定要回到中国的背景框架下去探索自己的实践道路。